随着上市银行2025年度股东大会陆续落幕，股东用投票表达异议的现象正从偶发走向普遍。苏农银行（603323）《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议案遭遇超过10%的反对票、西安银行（600928）利润分配预案收到约8亿股弃权票、杭州银行（600926）两项高管薪酬议案均遭到中小股东超9%的反对——一改过往全票通过的常态，股东投出反对、弃权票的现象日渐增多。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盈利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投资者对银行的关注重点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股东回报与公司治理。专家认为，这一变化或将深刻影响上市银行的治理生态与经营策略。
低分红引发股东大会争议
在股东大会季，苏农银行成为焦点。这家位于长三角的上市银行虽然交出了营收净利“双增”的成绩单，但其审议的《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却遭遇了罕见的大规模反对。公告显示，该议案整体反对票高达4757.66万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34%，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反对比例达14.80%，另有1.36%的弃权票。与此同时，该行董事薪酬方案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两项议案反对率同样超过10%。
争议的核心在于分红底线之争。根据该行发布的回报规划，未来三年“现金分红不少于当年可分配利润的10%”，尽管规划区分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比例，但部分投资者认为10%的最低标准明显偏低。数据显示，苏农银行2024年度现金分红率仅为16.98%，在42家A股上市银行中处于靠后位置，2025年虽然提升至20.75%，但仍明显低于多数上市银行30%左右的分红水平。事实上，这一分歧并非首次出现。早在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表决时，苏农银行持股1%以下股东反对比例就达到11.27%，显著高于此前水平，而彼时《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的反对票仅为1.32%——短短三年间，中小股东的态度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不同于苏农银行中小股东的“正面硬刚”，西安银行呈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该行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反对票比例仅为0.15%，但弃权票比例却高达29.96%，对应股份约8.05亿股。这一数字与第一大外资股东加拿大丰业银行的持股数量分毫不差。早在2026年4月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丰业银行派驻的两名董事便已对相关议案投出弃权票，理由是“理解公司从长远发展角度拟定利润分配预案的综合考量，希望公司未来能在业绩持续良好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分红水平”。
数据显示，西安银行2025年分红比例仅为16.77%，已连续三年低于18%，在2025年绝大多数上市银行分红率维持在30%上下的背景下，这一数据排名几乎垫底。该行解释称，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政策持续趋严，外源式资本补充难度不断加大，需进一步加强内源性资本储备。这一解释虽有其合理性，但显然未能打消股东的疑虑。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银行面临净息差收窄、盈利放缓等压力，利润留存补充资本的必要性增加。提高分红应基于良好业绩，平衡好短期分红与长远发展，不能“打肿脸充胖子”。部分股东只关心分红、不关心长远发展，短期化行为加剧公司治理隐患。薪酬管理应优化结构，推出股权、期权等长期激励，将高管薪酬与审慎性风险承担行为挂钩，实现银行、员工与股东利益协同，推动银行转向“价值导向”。
薪酬“倒挂”引质疑
除了分红之外，薪酬问题正在成为股东大会上的另一大争议议题。杭州银行今年股东大会上，12项议案全部获得通过，但涉及高管薪酬的两项议案成为反对票最集中的议题。公告显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以及《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均收到约1.22亿股反对票，持股5%以下股东反对比例均超过9.5%。
争议背后，是近年来银行业普遍存在的薪酬“双轨制”现象。杭州银行高管薪酬呈现明显分化：受地方国资限薪约束的董事长宋剑斌2025年税前报酬仅76.25万元，而职业经理人团队则执行市场化薪酬，新任行长张精科（2026年1月由副行长升任）税前收入达253.78万元，6位副行长薪酬全部超过240万元，副行长薪酬是董事长的3倍有余。
尽管该行2025年高管薪酬总额同比下降约19%至2174.44万元，但在上市城商行中仍位居第二，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748.81万元）更是位列第一，且为国有大行平均水平的约两倍。中小股东的质疑在于，如此高的薪酬水平是否与银行实际业绩、个人贡献充分匹配，以及作为国有背景银行，其盈利是否过度依赖牌照红利而非高管个人价值。
类似争议同样出现在无锡银行（600908）。在该行2025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等两项薪酬议案均遭到中小股东超3%反对、近10%弃权。年报数据显示，该行行长陈红梅2025年薪酬达192.37万元，在A股上市农商行行长中排名首位，同比增长超过20%，而董事长陶畅税前薪酬为159.02万元，二者形成明显“倒挂”。业绩层面，该行2025年营收、净利润仅分别微增1.98%、2.53%，净息差减少0.16个百分点至1.35%——高管薪酬增速显著跑赢业绩增速，或许正是引发股东异议的关键原因。
专家分析指出，这场风波本质上触及了现代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问题的核心。股东期望获得资本增值与回报，薪酬正是协调双方利益、激励管理层勤勉尽责的核心工具之一。一个理想的薪酬体系，应将管理层的利益与股东的长远利益紧密绑定。然而，当股东感知到高管薪酬似乎脱离了公司为股东创造真实价值的轨道时，不满与质疑便油然而生。良好的公司治理要求薪酬制度具备清晰的绩效导向、严格的考核与追索机制，银行如何回应这一诉求，将成为其治理水平的重要试金石。
盈利承压倒逼银行治理重塑
纵观上述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相关议案虽全部获得审议通过，但反对票、弃权票较以往明显抬升的背后，折射出银行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2025年商业银行净息差降至1.40%，较2020年下降超过80个基点。对于以利息收入为主的中小银行而言，盈利能力被明显压缩。与此同时，前期高股息策略已培养出投资者的刚性预期——2025年42家A股上市银行年度累计分红总额达6456.36亿元，再创历史新高，A股上市银行算术平均现金分红比例约27%，六大国有行分红比例普遍稳定在30%左右，显示出较强的分红“刚性”。利润蛋糕变小与股东回报期待之间形成冲突。
与收入端承压相伴的还有资本端的压力。部分中小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持续下降，使得利润留存的必要性大大增加。例如西安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2025年末降至9.15%，较上年末下降0.92个百分点。在资本承压的情况下，保留利润成为最直接的内源性补充方式。资产质量也是分红的考量因素。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表示，当资产质量下降时，相当一部分利润需要用于核销坏账和计提拨备，实际可用于分红的资金十分有限。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银行股东大会正在从过去的“程序性会议”逐渐演变为投资者表达意见的重要场合。过去很多议案都是高票通过，如今越来越多中小股东会主动参与网络投票，对分红、薪酬、关联交易等事项发表意见。这种变化本身是资本市场逐步成熟的体现。一位业内资深研究人士对记者表示，未来，随着机构投资者占比提升以及中小股东维权意识增强，银行管理层将面临更多来自资本市场的监督与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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